孙洵先生《民国书法史》（江苏教育出版社年9月第1版）把民国书法分为“五大流派”：一、吴昌硕“吴派”。弟子有陈衡恪、赵古泥、李苦李、赵云壑、陈半丁、王个簃、朱复戡、谭建丞、费龙丁、钱瘦铁、王一亭、楼邨、长尾甲（日）、河井仙部（日）、金铁芝等，再传弟子有邓散木等。二、康有为“康派”。弟子有梁启超、罗惇曧（瘿公）、罗复戡、徐悲鸿、刘海粟、萧娴等。三，郑孝胥“郑派”。弟子有徐志摩、林语堂、曹聚仁等。四、李瑞清“李派”，亦应称“李曾（熙）派”或“曾李派”（当时曾有“曾李同门会”）。弟子有胡小石、吕凤子、张大千、李健等，再传弟子有侯镜昶、游寿等。五，于右任“于派”。弟子有胡公石、刘延涛、李普同、金泽子卿（日）等。这样的划分，基本是符合当时书坛实际状况的，师承脉络清晰，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。（吴昌硕（.8.1—.11.29），初名俊，又名俊卿，字昌硕，又署仓石、苍石，多别号，常见者有仓硕、老苍、老缶、苦铁、大聋、缶道人、石尊者等。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人。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、书法家、篆刻家，“后海派”代表，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，与厉良玉、赵之谦并称“新浙派”的三位代表人物，与任伯年、蒲华、虚谷合称为“清末海派四大家”。）“五大书派”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吴派，严格说来齐白石、沙孟海、诸乐三、陶博吾亦应该属于吴派“阵营”，他们或者算是吴派私淑弟子，或者算是“铁杆粉丝”受其影响。而胡适、袁克文、周信芳等则亦应属于郑派，也可以称其为私淑弟子。
若说私淑或者直接间接受各个流派创始人影响的就更多了。如北居沈阳的沈延毅自称少年即得康有为指教，一生致力于碑学，启功有诗赞之：“不使龙门擅伊洛，如今魏法在辽东”。虽不能断定其是否算得“及门”，但归为康派私淑弟子也是可以的。
总之，这五大流派在清末民国时期的确存在过。这和京剧命运十分相似，之前与之后，流派都没这么“火爆”，相互“比拼”似地一个接一个地涌现出来。同样也是在晚清民国之际，突然之间就涌现出了“前四大须生”、“后四大须生”、“四大名旦”、“三大贤”、“四小名旦”以及“南麒北马关外唐”等等那么多京戏流派。（康有为（.3.19—.3.31），原名祖诒，字广厦，号长素，又号明夷、更甡、西樵山人、游存叟、天游化人，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丹灶苏村人，人称康南海，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。）但是，若仅仅以这“五大书派”之分，也的确不能涵盖民国书法的多元与高度。比如沈曾植、黄宾虹、罗振玉、鲁迅、郭沫若、徐生翁、谢无量、刘孟伉、马一浮、弘一、沈尹默、萧退庵、张宗祥、白蕉、吴玉如、容庚、陆维钊、高二适、林散之、乔大壮、潘伯鹰、郑诵先等，似乎就无法简单地划归“五大书派”之任何一派。但他们的影响虽然不能说全部皆可比肩“五大流派”创始人，但较之他们的徒子徒孙，其大多数影响还是远远超过之。而沈曾植、弘一、沈尹默、谢无量、林散之等，个性面貌、品格境界都各领风骚，其艺术髙度和社会影响与“五大书派”创始人相比，亦不多让。（郑孝胥（.5.2—.3.28），字苏戡，一字太夷，号海藏（因居所名曰“海藏楼”），世称郑海藏。中国近现代诗人、诗学家、书法家，伪满洲国国务院总理。福建省闽侯（今福州）人，祖籍港头镇南郑村，生于江苏苏州胥门。）
那么，现在这清末民初所形成的“五大书派”还存在吗？今天应该怎么看呢？
首先，年之后，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书法艺术的存在与发展受到了许多制约，流派的自然传承与发展遭受重创甚至灭顶之灾。比如郑孝胥郑派和于右任于派，郑附逆伪满，大节有失，加之郑派本来就缺少优秀的继承者，多是文人名流，类似于戏迷“玩票”，再传弟子更是缺少出类拔萃者；而于右任迁居台湾之后，大陆仅剩下弟子胡公石独撑“标准草书社”旗帜，于派真正影响则主要在台湾，再传弟子似乎也少有出类拔萃者。因此，五大流派最早凋零的，即郑派和于派。
紧随其后渐成式微的是康派，康有为主要影响是其《广艺舟双楫》所鼓吹的崇碑理论，至于其书法名士派头十足，逞才使气张牙舞爪一味霸悍，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。观念上受其影响者众，而具体创作方式、面目上承传其衣钵者则不多。即如弟子梁启超、徐悲鸿其书法温文尔雅含蓄蕴藉，与老师康有为的书体已有了明显区别。另外，弟子刘海粟雄浑恣肆、萧娴磅礴温厚，与锋芒毕露的康体也拉开了较大距离。至于是否还有再传弟子已经渐趋模糊，即使有，也早已面目全非了。
李派（或称李曾派）五十年代之后影响尚存，至八十年代书法热兴起，惜再传弟子游寿先生偏居北国哈尔滨，年龄已大，其影响也渐趋微弱了。故影响最大最久远者，则无疑是吴缶翁的吴派。
（李瑞清(—)，字仲麟，号梅庵、梅痴、阿梅，晚号清道人，玉梅花庵主，戏号李百蟹。入民国署“清道人”。江西省临川县温圳镇(今属进贤县)人。清末民初诗人、教育家、美术家、书法家。中国近现代教育的重要奠基人和改革者，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，中国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开拓者。—年任两江师范学堂（南京大学前身）监督，即校长，年正式上任。并一度被委任为江宁布政使、学部侍郎，官居二品。晚年寓沪。)
其次，民国后新式高等学校书法教育系科的创设，成就书法流派的同时也消解着书法流派。如19世纪初，两江师范学堂李瑞清主持创设图画手工科，设书法印章课；年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胡小石开设书法理论课，培养了游寿、侯镜昶等李派传人。这些，都弘扬了李派书法艺术。可惜的是，张大千偏重绘画，后来又迁居台湾并游走于南北美洲。侯镜昶早逝，游寿年之后曾先后工作于山东会计学校图书馆（山东经济学院前身，后曾与山东师范学院合校）、哈师大历史系等，但都没有很好地利用高校阵地开设书法教学专业，更没有形成学科意义的书法教育体系。游寿之后，李派也渐成式微。
释文：退笔如山未足珍，读书万卷始神通。录古人诗句，选十四字为联。八四媪寿书并题数语于师大。游寿老人，字介眉，福建霞浦人，书香世家，终身从事教育事业，书法师事胡小石，深得北碑三昧，为李瑞清金石书派重要继承人，当代杰出女书法家，与金陵肖娴驰名南北。此作拙朴苍健，生涩淳厚，已入化境，信晚年佳构也。尤以曾经火燹幸未损毁亦云幸矣。壬午新正，刘廼中识于无门限斋。
年，吴东迈等创办上海昌明艺专，王一亭、诸乐三等主持书法课教学，弘扬了吴派书法艺术。梁启超、刘海粟、徐悲鸿都是康有为的弟子，他们受康有为指教，继承了其碑学思想与观念，在个人创作上都有很出色的表现。他们三人都在高校任职，除梁启超一直鼓吹书法教育甚至开办过讲座外，没有查到刘、徐在学校亲自开设并主讲书法课程教学的详细资料。特别是年之后，徐任中央美院院长，刘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，或许是由于时代原因，都没有创设书法专业。所以康派是继郑、于两派之后又渐渐消失的一派。倒是潘天寿主持浙江美术学院（杭州艺专）时，于年创立了书法篆刻科，招收书法篆刻专科班，教师有陆维钊、诸乐三等，后来沙孟海亦加入，使吴派书法篆刻艺术得到了有序传承与发扬。特别是杭州西泠印社丰富的书法篆刻资料为依托，因此某种意义上说，也弘扬了吴派书法篆刻艺术。
（三惜草堂藏品：陶博吾“鹤寿”尺寸：54cm×cm）款识：祝宝林先生健康长寿。九十九十瞽叟陶博吾。
吴派书法艺术作为五大书派中唯一至今有影响且仍在流传的一派，独领风骚至今不衰。但现代高校教学体系与师徒相授的旧式教育模式的一个本质不同，就是师资不能固定、固化而是流动、变化、开放的，这就在成就其流派的同时，又必然消解着流派。二十一世纪之后，全国高校争先恐后开办书法专业，不仅本科，硕士、博士的招生亦不断扩大规模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，也就在所难免了。这样的大趋势之下，唯一的一派也在不断发展、融合、分化、消解中渐渐归于平淡。
（沙孟海、刘江与浙江美院首批书法硕士研究生朱关田、祝遂之、王冬龄、邱振中、陈振濂等合影）
总之，滥觞于晚清、成熟于民国的书法“五大流派”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传承，终于渐渐云淡风轻走向式微了。但不可否认，他们曾经的风采和辉煌，对百年书法的发展起到了重大影响，直至二十世纪末叶，这种影响依然是“润物细无声”的。
（三惜草堂藏品：于右任“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”尺寸：15.5cm×68.5cm×2）
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各级书协成立及其各种展赛活动的频繁举办，促进了书法审美趋同现象的逐步形成与加剧。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，从全国书法展赛来看，尚能区分“中原书风”、“江浙书风”及“巴蜀书风”、“辽海书风”等不同的地域书风。近二十年，则可以说人不分男女老少，地不分东西南北，都在热火朝天地操练“统一标准版”的“展览体”。翻开近几年任何一本全国展览作品集，东北作者与岭南作者、江浙作者与巴蜀作者的作品都是相同类似面貌，很难区分彼此。因此，这就彻底失去了自然形成以地域或师承所维系的书法流派的可能性。
（三惜草堂藏品：郑孝胥“知足更无求足意能闲便是得闲时”尺寸：36cm×cm×2）
清末民初为什么会出现“五大书派”（也包括京剧诸多流派），是因为在那个特殊时代，艺术没有了“统一标准”，大家的创作是完全个人化的，探索“无禁区”。为什么八、九十年代书法尚存“地域书风”？原因也类似。回忆一下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：朦胧诗、电影蒙太奇、意识流小说、流行歌曲，等等等等。书法创作怎么可能有一个“统一标准”呢？艺术一旦“标准”起来，一定是权力意志的体现，看看谁在天天搞“标准”、推行“标准”，就不难理解。
（三惜草堂藏品：白砥“春风拂面吹来便作人间情”尺寸：33cm×83cm）
今天的书法作者大略由两大部分构成：一是高校书法专业教师与学生；另一部分是围绕全国各种展览而形成的庞大的投稿作者群体。不论哪部分，固定追随某一优秀书家（或某几位）几十年如一日“深耕细作”者较少，即便有，也是基本处于“半地下”状态，很少能得到社会的广泛
